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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后来居上的玉石贵族  

2011-03-15 09:25:00|  分类: 玉文化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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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 翠 身 世 考

        

翡翠发现于何时,何时跻身中国玉器行列,虽说有种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普遍说法,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普遍的说法是,翡翠明末清初由缅甸传入我国,因清廷统治者喜欢,特别是受到慈禧太后激赏,从而在中国风靡起来,成为中国玉器中的后起之秀。

这就是说,翡翠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不过三百年时间,而真正“火”起来广受追捧的时间则更短。

这种说法依持的根据是,从考古出土和宫廷珍藏来看,至今尚未发现明朝以前有翡翠。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在明代,翡翠尚无任何进入内廷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明十三陵发掘了定陵,在这座明帝陵寝中,出土了不少陪葬玉器,却没有一件翡翠。试想,如果翡翠在当时盛行其道,广为世人所认可,很是喜欢玉器的万历帝朱棣不会不选翡翠作为陪葬品的。

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翡翠早已进入中国,根据是“翡翠”的名称在汉代就出现了。翡翠本鸟名,但班固《西都赋》中有:“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张衡的《西京赋》亦有:“翡翠火齐,络以美玉。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两赋中所提到的火齐、悬黎、随珠,都是古时宝石的名称。而《淮南子·认间训》也把“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并列而提,由此可见,“翡翠”一词在古代可以用于飞禽,同时也是宝石名称。南北朝时梁朝的《玉台新咏诗序》有“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之说。到了宋代,更有言之凿凿的记载,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述了他所珍藏的一件翡翠——

    余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玉。

在颖州时,尝以示僚属,座有兵马钤辖邓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

也,识之曰:“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圣库,

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其后,余偶以金环于罂腹中磨之,

金屑纷纷而落,如砚中磨墨,始知翡翠能屑金也。

两种说法都有根据,长期以来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在这两种说法之外,尚有第三种说法,只是听到的人较少,除了一些专家学者感到极大兴趣外,其他人并没有去探究。这第三种说法把翡翠的身世推到一个更为遥远缥缈的境地。

章鸿钊在《宝石说》中记载:“罗雪堂家藏翡翠刀柄,云洛阳出土者,花纹同谷璧,故断为周物。(图存《石雅》上编第三卷)今虽未能明辨其是非,顾亦不得谓周时必无翡翠也。罗雪堂(1866-1940),即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中国甲骨学和敦煌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字叔蕴,浙江上虞人。1911年当章鸿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学科时,“先是奉罗叔蕴夫子手谕,约予毕业后,担承京师大学农科大学地质学讲师。盖罗师时为农科大学校长也。”(章鸿钊《六六自述》)罗振玉是位考古大家,又是章鸿钊的恩师,而章鸿钊作为中国地质学会首任会长、研究翡翠自然历史的开山鼻祖,没有见到实物,大概是不会妄言的,更不会将图片收录于他的《石雅》中,并清楚地注明“周代翡翠器”,“上虞罗氏藏。

章鸿钊的这一说法如果成立,那么翡翠在中国发现并被应用的历史,一下子向前推到了周代。

《宝石说》中对翡翠的历史还有更供人遐想的论述。“尤可异者,日本与朝鲜本不产玉与翡翠,乃其发见之古玉中翡翠尤多于玉,识者莫不断为自中国输入者。”章鸿钊援引日本考古学者滨田耕作的研究报告:“日本古时之勾玉,不仅古墓中有之,其出于石器时代之遗墟者亦不少,且其大部分实非玉,乃翡翠也。”章鸿钊基本认可日本学者的观点,即翡翠是从中国经由朝鲜,或者从中国南方直接输入日本。

章鸿钊在《宝石说》中关于翡翠的记载,成为后世翡翠学者广泛征引的圭臬,引出了很多讨论,虽然大多数学者对此持保留看法,甚至引发了日本古时是否出产翡翠的话题,但见仁见智,难有定论。

在我查阅翡翠历史的有关文献中,时间较早、言之确凿、可靠性比较高的记载,要算是《徐霞客游记》了。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春,大旅行家徐霞客游历至滇西,农历四月十二日,他渡过水流湍急的潞江,登上被称为“天界”和“高脊排穹”的高黎贡山,再沿岭西古道而下,到达腾越即今天的腾冲。此前在大理和保山,他已注意到市场上的翡翠交易,当时这种来自缅甸的石头,人们还不把它叫做翡翠,而叫做翠生石。“观永昌贾人宝石、琥珀及翠生石诸物,亦无佳者。”永昌就是今天的云南保山。徐霞客在腾冲共40天,重点对那里的火山、地热、山川、物产、民情、风俗进行了考察,留下了四万多字的游记,其中记述了他与翡翠的一段缘分。这段缘分,起自别人给他介绍的一位玉商潘捷余,《徐霞客游记》记云:“遂往晤潘捷余,捷余宴贾宝舍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多位经常往返中缅的玉石商贾:“潘生一桂,虽青衿,而走缅甸,家多缅货,时倪按君承命差来觅碧玉,潘苦之,故屡屡避客。”又记:“同往苏元玉寓观玉……皆为簪,但色太沉。”“潘捷余以倪院承差苏姓者,索碧玉宝石,窘甚。”这时候,他对翡翠已经有自己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已经很感兴趣了:“潘生送翠生石二块。苏元玉华茶竹方杯。”当他归途再返永昌时,特地拿着友人相送的石头:“导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池、杯子,不遇,期明晨至。”“崔顾同碾玉者来,以翠生石畀之,二印池,一杯子,碾价一两五钱,盖工作之费逾于价矣。以石重不便于作,故强就之。

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关翠生石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明代晚期有关翡翠的名称、分类、碾治、工价等重要线索。这些第一手材料,对于研究翡翠在中国的传播的历史,至关重要。

到了清代,纪小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一段记述,也显得异常重要。纪小岚记述了乾隆晚期至嘉庆初期京城有关翡翠价格上扬的情况,纪昀云:

云南翡翠玉,当时不以玉视之,不过如蓝田干黄,强名以玉耳。今则以为珍玩,价远出真玉上矣……盖相距五六十年,物价不同已如此,况隔越数百年乎。”

说这段记述重要,因为寥寥数语,却包含了真切而丰富的信息。第一,翡翠在早先人们并不“以玉视之”,这个早先早到什么时候?五六十年前,即纪小岚写作《阅微草堂笔记》之前的五六十年。《阅微草堂笔记》成书于乾隆五十七年,是乾隆晚期,这就是说,在乾隆初年,人们还不认为翡翠是玉,“不过如蓝田干黄,强名以玉耳。”第二,到乾隆晚期,翡翠已经被人们视为珍玩了,在市场上得到了广泛认可。第三,随着人们认可程度的提升,翡翠的价格也扶摇直上,价格已经远远超过真玉即和田玉。第四,由此推断,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翡翠的价格还会飙升。

可以看出,纪小岚对此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关键一点在于不认为翡翠是真玉。纪小岚的态度其实代表了此前千百年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用玉观,玉的首要特性是“温润而泽”,要内敛、含蓄、欲看不透,而翡翠却过于扎眼爆亮,缺乏和田玉那种润泽的玉性。但纪小岚也是无奈的,昔日不入眼的东西,眼下已经被视为珍玩,而价格也超过了真玉,只有叹息世风不古、人心不古了。

其实在纪晓岚之前,即使比较认可翡翠的徐霞客,也有着近似的认识。在《徐霞客游记》里,还有一段记载,说的是他对潘捷余所送那两块翡翠原石的评判:“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有翠点,而翠色鲜艳,逾于常石,人皆以翠少而弃之……余反喜其翠以白质而显,故取之。潘谓此石无用,又取一纯翠者送余,一位妙品,余反见其黯然无光也。”杨伯达讲:“汉族知识阶层受到和田玉玉文化熏陶,爱和田玉如命,成了和田玉癖,所以看到新来的翡翠便以和田玉与之相比较,往往采取排斥的态度。徐霞客作为一位出身江南的知识分子游历到云南永昌时,看到市场上的翡翠称作‘翠生石’,低和田玉一等,故不称玉而称石。”和田玉以白为贵,徐霞客喜欢白底翠,毫不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纪小岚在这里谈到的无疑是市井中的现象,那么,内廷呢?皇室是否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从而对翡翠予以认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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